不仅如此,影片中的每一位演员都有足够宽松的空间来展现个人角色的魅力,他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、尝试一切挑战,就像阿汤哥曾经说道:“我希望演员能玩得开心,我很重视和我合作的人。同时我会观察他们的需求,让他们能够展现才华。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我,而是故事。”而为了讲好故事,同时也为了能够给观众呈现出更加高质量、更加精彩的影片,阿汤哥不断寻觅着最合拍的“电影搭档”:“我总是在寻找故事、寻找人才。我会和导演见面,去认识参与拍摄、和我合作的人,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,我们能一起拍出什么样的电影,也让和我合作的人有机会发光发热。”这里有拉美联盟,有会跳家乡舞的家乡人,在这一层面上或许会引起苏莱曼对家和身份的认同感。但与朋友的会面,乃至早前与出版商的会面之后,苏莱曼便发现没有人真正关心巴勒斯坦的战争,或者说没有人真正关心除自己之外的任何战争,哪怕他们知道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。苏莱曼清楚的意识到人类的个体意识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,但更另苏莱曼无所适从的,是他所的面对那些充满活力、大放异彩的年轻个体(纽约的电影学生和巴勒斯坦的舞池年轻人),这些鲜明的个体又以及其和谐的方式成为一个群体,一个看似松散却又无比强大的群体,他们强烈的表达方式和进步使得苏莱曼失去了定义的标准,这也是苏莱曼在有生之年都难以实现的对“群体”和“身份”认同的追求,就像他在有生之年都难以见到巴勒斯坦的和平一样。至此,苏莱曼意识到自己不仅在空间上身处异乡,更在个体发展的时代上失去了精神的连接与归宿,在影片结尾他望着舞池里的年轻人时,也一定会意识到,其实自己就是巴勒斯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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